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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文一

◎來源│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cnse_pku）

我覺得對中國崛起這樣一個現象，無論怎樣評估都不為過。

我把它看成是人類經濟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歷史事件之一。

道理很簡單：

英國工業革命到現在接近250年，但是目前為止只有10%左右的人口真正生活在完全工業化的國家。

如果中國能夠完成自己的工業革命，就意味著又多了20%的人口能夠進入現代的工業文明，而且用更短的時間。

英國工業革命用了好幾百年，我們目前為止只用了30多年，再往下發展二、三十年，總共也就五、六十年的時間。

而且中國崛起不是靠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戰爭，它帶給全世界經濟的拉動力量相當于當年大英帝國崛起的100倍，相當于當年美利堅合眾國崛起的20倍。

所以這個力量非常強大和偉大，它拉動非洲、拉美、亞洲，甚至歐美發達地區，給他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機遇。

另外，中國還有可能在人類文明現有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增長方式、創造新的工業文明和文化。

我們大家知道30多年前，中國還非常的貧困，人均收入當時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的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是中國今天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業中心，生產全球一半的鋼鐵，是美國的八倍，全球60%的水泥，世界25%以上的汽車。

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一系列的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的生產大國，這一點大家都很清楚。

中國超級工程之一：剛剛啟用的全球口徑最大的射電望遠鏡

從全球前五大工業生產國的制造業生產總值來看，1970年代中國完全在最底部。

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一步一步上升，先后超越其他的老牌工業強國，2010年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且增長的趨勢很難再被扭回。

我們再看專利申請總數，中國也是從世界排名非常底端開始起步，尤其到了90年代末期和2000年初期開始把發達國家一個一個超越，目前專利申請總數遠遠超過了美國和日本的總和。

但是中國是在一種特有政治制度下實現的超強的經濟增長。

這個現實使全世界都感到非常的吃驚，疑惑不解。

以至于非常多的人，包括我們很多中國人自己，比如政府官員和企業家還有學者，仍然認為這個增長奇跡不可持續。

01

解釋中國奇跡的幾種觀點

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在很多解釋中國過去增長奇跡的理論中，我找出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他們是兩個極端，其它的都可以看做介于兩者之間。

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目前為止的超常增長不過是一個強政府利用各種行政資源和初步市場化改革紅利，以價廉勞動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國企投資為手段，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所制造的“振興假象”。

因此根本不可持續。

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短期增長與西方自文藝復興以后的全面崛起有本質性的區別。

因為中國沒有西方自工業革命前就實現了的政治制度變革，沒有民主、法制、人權、言論自由的傳統，沒有現代法律體制，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資本的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動，沒有西方式的知識產權，沒有真正的技術創新，只能不斷復制甚至剽竊西方技術。

因此，中國不過是一個對現代西方文明的蹩腳的，拙劣的，虛偽而不踏實的模仿者而已。

中國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官本位和裙帶資本主義就是很好證明。

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非常有代表性。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不過是向歷史的自然回歸。

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先進文明，至少從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領導世界文明近2000年，而且是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體系，只是到了英國工業革命時才開始落伍了。

因此，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決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正如拿破侖所說：“中國是一頭睡獅，一旦覺醒就會再次震撼世界。”

所以這個觀點認為中國崛起毫不奇怪，理所當然，是向其偉大歷史和文化傳統的自然回歸。

02

兩種觀點經不起推敲

在我看來這兩種觀點都經不起推敲。

首先，一個缺乏良性激勵機制，有效社會管理制度和包容型開放經濟結構的國家，是不可能在改革開放后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從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迅速轉變成一個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業中心。

其次，如果燦爛的古代文明和優秀文化傳統是中國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為什么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埃及、印度、希臘和奧斯曼帝國的重新崛起呢？因此這兩種觀點都是有問題的，我們需要新的觀點和理論。

新的理論觀點是什么呢？首先我們需要把西方近代文明的神秘面紗揭開。

很多教科書和媒體誤導了我們。

西方文明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我要引用歷史學家對西方文明的考察來證明。

《棉花：一部全球史》的作者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

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在研究了英國工業革命以后，他指出：

“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并非是一個后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于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臺高筑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看來大家一定要知道歷史，要多讀歷史。

如果你覺得這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還不夠著名，我引用一個最著名的經濟史學家，莫基爾(Joel Mokyr），他是美國西北大學的著名經濟史學家。

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史教授莫基爾Joel Mokyr

他認為在工業革命的前夕和初期，

“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么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著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當時]的英國并沒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的警察隊伍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并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制，整個英國依賴著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因此，我覺得我們必須嚴肅地回答新制度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提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向所有中國經濟學家和西方經濟學家的挑戰。

他說：

“我可以在一星期內寫成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么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情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跡。那是什么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因此，僅僅靠指出中國的問題，不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和解釋中國的增長奇跡。中國的問題非常多，別的國家問題也很多。

但是為什么中國增長這么快而別的國家做不到？因此一定要把中國做對了的東西找出來，才算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才能夠在今后繼續的改革開放中不至于犯顛覆性錯誤。

03

少數國家引爆了工業革命是因為民主政治嗎？

中國終于在洋務運動一百多年的探索之后，成功引爆了一場工業革命，找到了工業革命的秘訣。

但問題就來了。

什么是工業革命的秘訣？如果這個秘訣存在，大家都可以如法炮制。

可惜的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長期以來為揭開工業革命之謎爭論不休，現在還搞不清楚工業革命為什么發生，為什么最早發生在英國，而不是法國和德國，為什么沒有發生在同時期的中國和印度？就像美國經濟史學家克拉克2012年所指出的：

“解釋工業革命仍是經濟史上的終極大獎。它到目前已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學者窮其一生，但總是無果而終。”

我認為中國的經驗可以照亮這個歷史之謎，幫助揭開工業革命的秘密，因為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工業革命。

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我們知道它對人類的生產力帶來了一次突然的突破性的飛躍。

在工業革命產生之前，人類幾千年，不管哪個國家，不管什么朝代，人均收入都很低，徘徊在馬爾薩斯陷阱的邊緣。

但是到1800年之后，產生了一個彭慕蘭說的“大分流”，少數國家因為引爆了工業革命，其收入不斷地增長，生活水平不斷地提高。

而剩余的國家卻留在馬爾薩斯陷阱里面徘徊，包括洋務運動時期和民國時期的中國。

為什么只有少數國家成功復制了英國的工業革命？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絕不是充分必要的條件。

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成功地復制了英國的工業革命，雖然說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東西。

我們把西歐、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這些國家和地區加在一起，也不過就是10%到15%的世界人口。

剩下的都沒有開啟或完成工業化。

為什么目前為止只有少數國家獲得成功呢？現在最流行的解釋經濟發展的理論，叫做新制度經濟學。

這套理論很簡單，認為人類社會大概有兩種政治制度，一種是包容性的制度，比如說君主立憲和民主制。這個制度意味著它能夠限制精英階層的權力，限制他榨取和剝奪他人成果的權利，因而意味著良好私有產權保護，人們從而有積累財富和發明創新的積極性，從而導致經濟增長。

另外一種是榨取性制度，比如說專制和獨裁。這個制度下沒有很好的私有產權保護，人民因而沒有勞動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因為積累了以后也被國王和專制政府搶去了，也不會去創新發明，這就意味著貧窮。

因此在這個理論看來，解決貧窮的辦法很簡單，就是實現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

在我看來這個理論無法自圓其說。

第一，它與歷史事實不符。

比如英國不是在民主制度下崛起的，雖然有過光榮革命帶來的君主立憲，它的私有產權保護力度并沒有因為君主立憲而改變，它的法律制度也沒有因此而變得更加完善。

又比如德國和俄國在19世紀中期以后的崛起也不是靠民主制度，而是在專制制度下崛起的。

第二，這個理論與當代的實踐也不符。

當代實踐表明，當我們把民主制度通過革命強加給發展中國家時，這些國家并沒有因為采納了民主制度而富強，反而是不斷的內亂，比如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埃及、烏克蘭等。

第三，這個理論不能解釋很多其它現象，比如俄羅斯經濟改革后采納了民主制，但是并沒有因此變成超級經濟大國，和中國奇跡形成鮮明的對照。

又比如日本在19世紀末明治維新開始的崛起并不是在民主制下進行的，韓國在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工業化是在獨裁統治下實現的，新加坡的獨立后的經濟起飛也不是在民主制下實現的。

第四，我們也看到即使在同樣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下，比如在美國不同的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的街區，即便有同樣的制度、同樣的私有產權保護、同樣的法律，我們卻能看到一邊是大面積貧民窟，另外一邊是富得冒油的財富；一邊是非法搶劫和無法無天，另外一邊是社會秩序和守法奉公。

又比如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和產權保護在全國各地是一樣的，法律制度也是一樣的，但是南部意大利比北部要貧窮很多。

為什么？

04

為什么中國前三次工業化嘗試沒有引爆工業革命？

讓我們回到中國。

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夠給我們很多啟示，來重新理解工業革命，也能重新幫我們很好的理解中國為什么能崛起。

中國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并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雄心勃勃的工業化嘗試，這至少是第四次了。

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后，由洋務運動開啟的。

清朝晚期的那次嘗試用了半個世紀沒有能夠解決中國的貧窮、落后、國家無能問題，因此產生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認為在清朝政府之下的中國工業化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政治制度落后，所以進行了政治制度的激進改革，而且相當的全面和徹底。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基于西方憲法的“包容性”政府。

新共和政府通過全面模仿美國的民主、分權（即立法、行政、司法權力三分）的政治制度來推動中國工業化進程。

中國那時最著名的口號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只有科學和民主才能救中國”。受過教育的精英革命者認為清政府工業化失敗以及中國的長期落后是由于其缺乏民主和一個包容性、多元化的政府（正如新制度學派所主張的那樣）。

但是辛亥革命以后我們知道中國照樣經歷了長期的動亂，軍閥混戰，國力衰弱，無法抵御外敵。

40年以后，仍然貧窮。

雖然取得了好多社會進步，但是遠遠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

正是因為民國期間中華大地持續的動蕩和貧窮，才導致了共產主義革命和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

這開啟了中國的第三次工業化嘗試。

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中國采納的是計劃經濟，因為當時中國已經落后這么多年，誤掉了這么多的工業發展的機會，所以想以更加激進的方式實現工業化，模仿了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這一時期，經過30年的努力中國也取得了相當多的成績，比如文盲數大大減少，人均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歲，嬰兒死亡率從每千250人降低到每千40人，虐疾病發病率從5.55%降低到0.3%，人口從6億萬增長到10億，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國家、有效行政能力的政府、一個初步完善（但高度虧損）的工業體系。

但是這些成績仍然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

而且，如果不改革開放，會是死路一條。

你看所有那些搞社會主義的東歐國家最后都垮了，而且他們當年的工業基礎比我們還雄厚。

因此我們也不會獨善其身。

中國前面三次工業化為什么沒有成功引爆工業革命呢？是因為缺乏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保護嗎？不是的。

現在國內外大量的歷史學家，尤其是美國和歐洲的歷史學家普遍認為，中國在清朝的私有產權保護和市場經濟，比同時代的歐洲和英國還要好，還要發達，但并不因為如此清朝就有能力開啟工業革命。

那又是因為缺乏包容性的民主和政治制度嗎？你也許會說清朝的私有產權保護很好，市場機制完善，但是政治制度非常的腐敗。

然而辛亥革命就是改變了這點，一方面保留了清朝留下來的土地私有制度和市場經濟，同時還從政治的上層建筑實行了一系列的現代化變革，但是仍然沒有導致中國的工業革命。

但是，中國清朝的私有產權保護和土地私有制度沒能解決貧困和大規模饑荒的問題，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沒能改變中國農村和農業的悲慘圖景。

這些底層悲慘景象同時也是共產主義在落后國家全面興起和共產黨在中國發動激進土地改革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時代背景。

但是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下面，中國雖然取得了很多的進步，但是也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

以至于到了1970年代末，一場新的改革和工業化嘗試勢在必行。

而這一次嘗試卻意外成功，中國終于自洋務運動一百二十年后引爆了一場震撼世界的工業革命，使得中國踏上了工業化的坦途，迅速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全球制造業中心，而且很快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雖然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沒有完成。

05

1978年中國引爆工業革命并非否定前三十年

那么中國第四次工業化的道路，與前三次有什么不同呢？為什么這次如此順利呢？我這里無意想把后30年和前30年做分割，它們都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但是通過分開考察才能抓住它的特色。

中國第四次摸索采取了一個極為謹慎保守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具有以下的特征。

我先介紹一下這些特征，等會兒我再將他們與工業革命的一般模式相比，大家就比較清楚了。

第一點，中國當時拒絕全盤西化，在維持即有政治結構穩定的前提下引進市場化改革。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先做實驗然后再推廣。

第二點，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從農村改革開始，讓農民和貧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

第三點，鼓勵鄉鎮企業，盡管鄉鎮企業采用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是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而且和當年的國企都沒法相比，但既使是這樣，中國政府一旦發現鄉鎮企業賺錢，能夠幫助廣大基層人民致富，也采取了果斷的措施支持鄉鎮企業。

這是決定中國從此以后走上工業化坦途、開啟工業革命非常關鍵的一點。

我們經濟學理論界以前對這點認識不足。

第四點，鼓勵發展制造業，用日用制造品而非僅僅用原材料去換取外匯和機器；我們長期制定各種產業政策鼓勵制造業出口。

第五點，長期維持各級政府對招商引資的熱情和對基礎設施的投資。

第六點，因為我們是轉型國家，我們不光是一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我們還是一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所以有很多當年遺留下來的缺乏經濟效率的國企。

但是我們沒有像拉美、東歐、俄羅斯那樣把國企全面地私有化。

國有企業對于國家發展戰略非常重要。

當年我們國企的私有化是有條件逐步逐步進行的，比如抓大放小，采納了雙軌制和混合型所有制。

而且今天我們仍然重視培育富有國際競爭力的國企。

第七點，我們進行的是漸進的產業升級，由輕工業到重工業，由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由高儲蓄到高消費。

06

成功的工業革命都經歷了“胚胎發育”式演化

我們現在來看看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工業革命的“胚胎發育”式的演化模式。

工業革命這個問題我們以前不太去研究，現在去研究才發現有一個非常驚人的模式，叫做“胚胎發育”的模式。

它有五個階段。

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成功工業化的國家都經歷了這些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工業革命之前的原始工業化階段，這個階段在歐洲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也就是我們國家的鄉鎮企業高速發展階段。

這些大批量歐洲鄉鎮企業也是在當時歐洲各國的重商主義政府的支持下繁榮的，不是自然爆發產生的。

它們的特點是都以遠距離貿易為其生產的目的，而不是自給自足或滿足當地需求為目的。換句話說，它們都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主力，以遠距離的全球貿易為目標。

這個鄉鎮企業繁榮階段由各國政府修建人工運河和原始公路網絡為契機，為引爆工業革命所需要的統一國內外市場和營銷網絡奠定了基礎，為訓練一支產業大軍做好了準備。

正是這個原始工業化階段最終在政府正確的產業政策（尤其是全面扶持紡織業的產業政策）支持下啟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點就是用勞動密集型的規模化大生產方式（工廠體制），來生產終端的輕工消費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紡織品，把它們傾銷到全球，但是機器和生產工具可能是手工造的，而不是量化（規模化）生產的。

這個產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是因為英國歷代皇室和政府自16世紀起就開始以舉國之力為本國鄉鎮企業提供和創造了全球最大的紡織品市場和棉花原材料供應基地（比如殖民印度、美洲、非洲的棉花產地），而不是因為英國的光榮革命和君主立憲。

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不斷推進，就產生了對新的能源、新的動力、新的交通運輸方式的巨大市場需求，以加速商品的生產和運輸，提高流通速度和單位總重量，因而使得老式的能源-動力-運輸體系成為經濟繼續發展的瓶頸。

這刺激了新型能源-動力-運輸新技術的發明和工業應用，產生了一個工業“三位一體”的大繁榮，比如像煤炭開采，蒸汽機發明和改進，鐵路和公路基礎設施的繁榮。

這個能源-動力-運輸“三位一體”繁榮是由市場需求驅動的，也是由強政府供給推動的。

因為“三位一體”環節很大成分是公共產品，必須靠國家力量和有為政府來提供和提攜。

這個三位一體繁榮就自然會導致重工業繁榮并誘發第二次工業革命。

大量采煤需要大量挖掘工具，大量制造蒸汽機需要規模化生產零部件和大量車床，大量鋪設鐵路軌道需要規模化煉鐵、煉鋼。

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工業新技術的大爆發。

每一個國家一旦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都立刻進入一個新技術大爆發時代，不管他們以前是如何模仿和引進英國先進紡織和鐵路技術的，因為重工業的產業鏈特別漫長，零部件和生產環節非常多且復雜，產品多樣化特別高，創新機會也就特別多，對本土國情又特別依賴，而且全部重工業體系如果完全依靠進口會十分昂貴，因此一定會刺激創新發明。

這是為什么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還有目前的中國，都是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才開始逐步擺脫對外國技術的依賴并大量涌現出自己的創新發明的。

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以后，一個經濟體就完成了一個回路，不僅是終端產品能量化生產，連中間產品和生產工具都能量化生產。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生產力大大躍進，人類社會就有條件進入第五個階段，即福利社會階段。

而這個階段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階段，因為農業不可能是一開始就現代化（機械化）的，而是要等到一個國家能夠規模化生產機器和生產工具的時代。

比如農業技術在美國長期落后，直到美國快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時候，即1920年，農業人口仍然占總人口的50%。

只有等到資本變得廉價（也就是能夠規模化生產所有農業機械和其它生產工具），人力變得昂貴，一個國家才能夠全面開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因為農業現代化需要大量資本，現代農業是資本密集型的。

福利社會階段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經濟福利，比如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社會安全網、退休和失業保險，等等。

還有政治福利，比如各種各樣的天賦人權。

人權這個東西在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前都只是喊口號，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

比如美國是在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后才開始由社會力量來推動各種政治福利的，包括婦女、兒童和黑人的各種基本人權，同性戀、殘疾人、甚至犯人的人權也得到保護，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才獲得真正實施。

這些都是需要經濟基礎。

07

中國的快速工業化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

反思一下：

中國快速工業化是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呢？國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這樣認為的，說中國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后引進了市場機制的結果，而且還很不徹底，如果進一步徹底把國企都私有化，土地都私有化，政府通通退出經濟領域，中國不僅還能夠增長更快，而且才有希望趕上美國。

這個觀點需要好好反省一下。

首先市場肯定是一個關鍵因素，我們改革以后引進了市場要素。

但是市場是不是充分呢？遠遠不充分。

市場有什么作用呢？我們知道市場的作用是迫使參與者互相競爭，刺激生產商提高管理和技術水平，然后讓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毀滅性創造，來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國企和私企，這是市場力量起作用的地方。

但是中國崛起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這恰巧是這么多采納市場經濟的國家試了一、二百年和這么多次都沒有出現工業革命的關鍵。

人類幾千年長期處于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狀態，為什么就英國首先開啟工業革命？而計劃經濟這個實踐與幾千年的歷史相比不過一瞬間。

那些采納計劃經濟的國家恰好是由于私有制度和市場經濟嚴重失靈，沒有給他們帶來經濟繁榮，反而使他們長期飽受西方列強的蹂躪和殖民，因此才決定用計劃經濟來實現工業化的。

很多拉美國家采納了很多年的市場經濟，也沒有成功引爆工業革命。

東歐國家和俄羅斯改革后完全擁抱了市場經濟，也沒有引爆工業革命，反而去工業化嚴重，淪為農產品和原材料出口國。

08

被西方經濟學忽略的因素：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提供者

那是為什么呢？關鍵就是表面上看起來與“市場原理”沖突的很多非市場要素，比如產業政策，被西方經濟學忽略了。

因此按照華盛頓共識改革的國家，沒有一個成功的。

我這里再提三點被西方經濟學忽略的因素：

第一，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

除非沒有戰爭并存在民間的廣泛的社會信任，讓那些自給自足、封閉、獨立、無序、未受教育的農民自己實現專業分工和創建企業，從事基于勞動分工原理的規模化生產和遠距離銷售活動，其組織成本是高不可攀的。

誰能夠保障他們的糧食安全？

自由市場不是免費的，而是成本非常高昂的公共品，必須由強大的政府去提供。

第二，統一大市場。

為了使得建立于勞動分工基礎上的規模化大生產有利可圖，必須首先創造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

但是規模化大市場是一個“公共品”，其創建的社會成本非常高昂，沒有任何勞動者個體或單個企業甚至一個產業有此能力和意愿去提供這個公共品；因而必須由某種統一的意志和社會力量（比如國家和政府）出面去組織和協調大市場的創造和建立。

第三，市場監管。

為了使得市場能夠有效和安全運行，必須存在必要的相當復雜精致的國家監管機制，防止欺詐等不誠信行為。

而這個監管的成本尤其高昂。

沒有監管，以追求個人利益為目標的市場力量和貪婪一定會摧毀市場經濟本身（俄羅斯改革失敗就是最好證明）。

正是上述三種高昂成本的存在，阻礙了規模化制造業和大型企業在眾多農業社會和發展中國家的形成和發育，尤其是那些采納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政策的國家，和在工業化完成之前就嘗試西式民主制度的國家。

這也就解釋了，雖然私人產權保護制度和民主體制都已就位，但歷史上的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并沒能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引爆中國的工業革命。

一個國家貧窮的原因，就在于它沒有能力規模化生產各種消費品以及各種生產資料和工具。

而消費品的規模化大生產又需要龐大的市場和商業物流網來支撐，以便使規模化大生產有利可圖。

注意，市場競爭與產權沒有必然聯系。

私有產權可以從事市場競爭，集體和國有產權也可以從事市場競爭。

在決定國家利益走向的關鍵階段，國有產權比私有產權更有利于國家總體利益、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這是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臨之前美國政府毅然決然地國有化了重大能源、通訊和基礎設施產業，比如AT&T。

這也是為英國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歷史上長期擁有許多戰略產業部門的國有企業。

也正是因為沒有意識到這三個高昂社會成本的存在，和只有組織起來的國家才能夠去克服這些成本，使得很多國家被攔在了工業革命的門外。

因此我想重復林毅夫教授的話，“一個有為政府是有效市場得以出現和有效運作的前提和保障”，沒有這樣一個有為政府，市場不可能從天下掉下來，也不可能有效運作。

也正是上述三種高昂的創造市場的成本和克服這些成本的國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羅斯的經濟改革。

俄羅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

這種理論也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了貧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這些國家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更好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但是卻不能像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那樣開啟他們的工業革命。

09

中國奇跡符合“胚胎發育”規律

經濟發展，和大自然的很多奇妙現象一樣，服從一個“胚胎發育”的基本原理。

即，個體的發育需要在很多關鍵環節重復整個“類”的進化過程。

比如人類個體的胚胎，在母親身體里發育的過程就重復了整個人類甚至生物進化的全部過程，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從無脊椎到有脊椎，從低等脊椎動物到高等脊椎動物，再到嬰兒。

為什么會這樣，生物學家沒有搞清楚。

又比如人類社會知識產品的創造和個體對這個產品的學習也服從“胚胎發育”原理。

人類的數學知識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又如何被新一代的個體繼承下去的？人類社會各個文明幾千年共同創造了數學知識的大廈，怎么創造的呢？先發現“數”的存在，又發現加減法，然后又發現代數，然后又發現微積分。

印度人發明一點，阿拉伯人發明一點，歐洲人發明一點，中國發明一點，撮合起來。

但是這個漫長歷史有好多個階段在里面。

最早的時候，不同的原始部落都先是發現數的概念，用手指頭數數。

最后進一步抽象出加減乘除，然后變成代數，最后再有牛頓這樣的天才把它上升到微積分。

現在學微積分不需要天才了，大學一年級或有些高中生就可以學會，但是你不可能一開始就學微積分，還要從小開始，先學會搬起手指數數，向我們的古人一樣，然后在小學學習加減法，然后在初中學習代數，然后在高中學習幾何與微積分。

一個小孩生下來不管多聰明，扔到原始森林他不可能發現數學，是牛頓也不可能。

他需要在學校經過強行訓練，而這個強化訓練過程，其實就是相當于經濟發展里面政府的作用和“產業政策”的作用，它要遵循人類數學知識（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

這些早期數學發展的主要階段，每個小孩要重新走一遍，才能夠學會數學，進入前沿。

否則是不行的，長大以后肯定數學能力很差。

但是在強化訓練的教育體制下，個體學習數學的過程可以大大縮短，不需要用當年人類發明數學時需要的時間。

就像經濟學里面講的“后發優勢”，這個過程人類歷史上用幾千年才走過，一個個體經過12-16年的學校教育就能以很快的速度全部走過，學會數學。

中國奇跡也是如此。

經濟發展也符合這個“胚胎發育”的規律。

人類工業革命史走過的一些基本演化階段，后來的每一個國家都要重新走過，才能夠真正引爆自己的工業革命，實現工業化，否則就會欲速則不達，半途而廢。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用第一個十年就復制了英國歷史上用兩三百年才走過的原始工業化階段，用第二個十年復制了英國歷史上用50年走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雖然目前的紡織機比英國當年先進，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產品的目的和面向的市場也是一樣的。

但是你必須重新走這些階段，不能跳過。

我們以前不懂，想把它們盡快跳過了，希望直接開啟重工業化階段和農業現代化階段，結果不行。

拉美國家也是這樣，行不通。

這也不怪他們，因為經濟學家一直沒有發現這個規律。

但是必須認識到哪怕落后國家具有“后發優勢”，如果沒有國家能力和政府的作用，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這些國家不可能實現工業化。

在沒有國家力量和正確產業政策的幫助下搞工業化，完全讓位于所謂市場力量，就等于讓小孩自己在原始大森林里面靠自己去發現數學知識一樣，是不可能成功的。

依靠國家力量，遵循正確的產業升級政策，主導市場經濟發展，就是中國成功的秘訣。

所以我就聯系到“一帶一路”了。

要想富，先修路。

貧窮、落后、工業化失敗，始終是社會協作失靈的產物。

問題的根源在于，創建規模化的能讓現代產業盈利的市場，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協作成本。

而這一成本卻被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忽略了。

“自由”市場并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動有效運作，更不是免費的。

它本質上是一種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須由一個強大的政府去提供。

正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工業革命，其源泉并非來自于技術升級本身，而是來自于一個有為的重商主義政府所引領的連續不斷的市場創造。

規模化工業品市場難以通過一次性的大推進（無論是進口替代還是休克療法）來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確的順序來實現。

無論一個國家多晚開啟工業化，重復早期發達國家的基本發展階段是必要的。

當代發展經濟學理論，這也是林毅夫老師最開始帶頭批判的，都把西方國家的屋頂當成自己的地基（你去西方國家看到的都是建好的屋頂和上面的裝飾品和墻上貼的畫，但是后面的復雜管道、電線和地面下的地基根本看不見），把結果當作原因，把西方工業化的成果當作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他們教導貧窮的農業國通過建立先進的資本密集工業（如化學、鋼鐵和汽車工業），或建立現代金融體系（例如浮動匯率、國際資本自由流動以及國有資產和自然資源徹底私有化），或建立現代政治體制（如民主和普選制）來開啟工業化。

但是這樣一種自上而下的工業化道路違背了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和如下一條基本的經濟學原理：

“供給不可能自動創造它自身的需求。”

這樣的經濟學理論因此造成很多國家政治不穩、發展停滯和無休止的金融和財政危機，在非洲、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成為社會躁動不安和貧窮與收入陷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