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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的發展，如同陀螺的運動，不停地旋轉，一圈又一圈，周而復始。在這種周期性的運動中，有某種恒定的東西，始終保持不變。不同的學者，針對不同的歷史事實，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不同的“歷史定律”。

這其中有黃炎培所說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楊寫的“瓶頸定律”；秦暉寫的“黃宗羲定律”；吳思寫的“血酬定律”；楊光寫的“傳統權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定律等等。

學者們何以對歷史定律產生興趣？我以為他們的用心，是要打破我們歷史上那些千古不變的東西。“后人復哀后人”，這樣的重復，給我們太多的痛苦。現從各種各樣的說法中選出九條，姑且稱之為“定律”，也談一點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只能與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繡，乘華車，住高樓。國內滿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為他擔心。”

果然，紂王“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而諸侯叛，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

為什么事態會如箕子所言，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世人的貪欲，不都是這樣？得寸進尺，得隴望蜀。沒有止境。君王的貪欲，更為可怕，因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踐，為報仇雪恨，臥薪嘗膽，精神非凡。但他的個人品質卻非常糟糕。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幫他籌劃大計的兩個功臣，成就大業之后，一個被殺，一個逃跑。殺文種的時候，勾踐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里還有四種，把它帶到先王那里去吧。”

此前，范蠡曾規勸文種，“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范蠡之智，顯然高過文種，終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這樣的事，歷史上不斷地重演。后人把范蠡的這個定律表述為，“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自古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第三定律——包圍定律

諸葛亮說親賢臣，遠小人，但小人卻更善于“包圍”。臣和小人，雖為人所不齒，但他們在中國歷史上卻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滅亡，國家的劫難，往往與他們有關。《史記》中有《佞幸傳》，《漢書》中有《佞臣傳》，《新唐書》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遼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奸臣傳》。

佞臣在歷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為馬”的趙高，“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禍國“六賊”童貫、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檜，兩面三刀的嚴嵩，無法一一列舉。若能把他們聚集攏來，可以排列成大軍，浩浩蕩蕩。只不過，這只大軍不能用來上陣殺敵，他們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圍”。

魯迅先生說，凡是“猛人”，“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結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這就是包圍定律。包圍者還有女人，像妲己、褒姒。雖說“女色亡國”論是不對的，但壞女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卻不容忽視。

將一塊磁鐵投入沙堆中，磁鐵表面便會粘上些許鐵屑，磁鐵吸引鐵屑，是因為存在磁場。圍繞著權力，也有一個看不見的“權場”。各種意有所圖的人都會在“權場”中向著權力中心作定向移動。于是就有了“包圍”。包圍是客觀存在的，在我們中國，有權力就一定有包圍。權力越大，包圍就越厚。

第四定律——敵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敵戒”的短文：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愈。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無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獨柳公認為，有敵人是好事。沒有了競爭的壓力，也就失去了不斷創新進步的動力。毛澤東對這篇短文推崇備至。

第五定律——朋黨定律

唐穆宗時期，以李德裕為首的士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以李宗閔、牛僧孺為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傾軋達四十年，史稱牛李“朋黨之爭”。

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黨（派）爭”持續不斷。西漢有外戚、宦官作祟，東漢有清議黨錮，魏晉南北朝有士族門閥，唐有劉李黨爭，宋有“元祐黨人碑”，明有東林黨、宣黨、崑黨，清有帝黨、后黨，國民黨內有黃埔系、cc系、政學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黨、幫派，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一個人立于社會，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系，親戚關系、鄉黨關系、同學關系、師生(徒)關系、戰友關系、同事關系、朋友關系、幫會關系、同志(道)關系等等。

這些關系構成了一個人的社會資源。聰明的人，運作得好，前途無量。無論處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能見到中國人在忙著拉幫結派。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編織著屬于自己的網絡。網絡越大、越結實，捕獲就越多。

第六定律——黃宗羲定律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內容是關于“帝國千年以來”通過“并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過“并稅”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

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在農村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上面的經是真經，都是下面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經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會念經；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經念歪。我以為后一種情形居多。

比如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縝密，像“青苗法”之類，仔細閱讀其內容，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殫精竭慮，最后卻惹得民怨沸騰。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腳，搗了鬼，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涂。

第七定律——五世而斬定律

1856—1860年，太平軍兩次打破圍困天京的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取得大捷。 有人說，雖然打了勝仗，但客觀上卻幫了清廷的忙。何以這樣說？

駐守江南、江北大營的是清廷“精銳”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綠營兵“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八旗兵則更為腐敗無能。兩營潰敗，湘軍成為清廷主力，形勢急轉直下。當年八旗兵入關，真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這只兇猛的老虎后來為什么會變成如此熊樣？富貴人家，總是難以持久，是中國歷史的規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個有本事的君子，得了個好位子，掙了一大份家業，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但“五世而斬”，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

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掃興。他們說，“富不過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貧與富，是在不斷地轉換。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調節，自然的公正。

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

這個題目是從一本題為《蔣黨》的書中看來的。書中說，清末權臣袁世凱，為大清帝國送了終，人稱“權大欺主”。蔣介石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其“御下之術”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個派別和山頭（黃埔系、 cc系、政學系）相爭，各派彼此爭斗、鉗制，需從蔣那里尋求支持，于是蔣超越各派之上成為無法撼動的最高領袖。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權大欺主”。歷史上“權大欺主”的事屢見不鮮。楚成王兒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王僚；西漢末有王莽篡漢；晉有“八王之亂”；三國時期有曹操、司馬昭擅權；隋有楊廣弒父殺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宋有趙匡胤“黃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難”之變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著兩種大博弈。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皇儲（太子）之間，另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權臣之間，朝堂和皇宮從來都是權術和陰謀的演練場，皇儲和權臣是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人物。說他們危險是因為他們存在的本身就是對君王權力的威脅，他們自身也因此時刻處于危險之中。這種危險狀況有時會演變成危機，甚至發生大的動亂。

另外，根據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其主要特征是“一級壓一級”，形成一種壓力—穩定結構。整個系統的穩定，取決于壓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壓力越大，權越重。根據韓非子的學說，處于這種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以勢壓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

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面的人攝于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這種鐵腕和強“勢”，在其后人那里卻難以為繼，甚至出現像晉惠王這樣昏聵的白癡，或像溥儀這樣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強“勢”蕩然無存，于是出現“強枝弱干”，“權大欺主”，“取而代之”。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毛”。“毛”是個什么東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會是“毛”？

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游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那時的人，他們“笈”中裝著的那份精彩只屬于他們自己，獨一無二。他們背負著它，走遍世界。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他們的思想像凌空而過的天馬，高遠而神奇。

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噴涌而出。清泉匯集之處，是大海，激蕩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們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文人們沒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馬沒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秦始皇時代，確實有過一些活得不耐煩的文人，他們執著于“自成一家”，不肯統一，后來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們都學了乖，知道“坑”的厲害，自覺地維護“統一”，不再鬧獨立性了。到隋唐時代，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

如果說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則更多采用“胡蘿卜”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說的就是這種“胡蘿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